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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一个不受外敌欺凌的中国出发!

  1934年10月,一支8万余人的红色大军跨过赣南于都河,从此踏上史无前例的远征。

  两年后,当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在甘肃会宁会师时,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字

  习总书记20日来到长征的起点江西于都,他动情地说,当年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凭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最后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山脉18座,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份25000华里。

  红军军团长一级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一线作战的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为20岁,14岁到18岁的红军小战士占60%。

  正是85年前,这样一次再出发,产生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奇迹。

  前有重兵堵截,后飞机大炮追赶,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已经在日寇的铁蹄下沦丧了3年。1934年,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几乎毫无胜算。就连当地老乡都劝说抗联战士们放弃。

  政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蚕食,充满失败主义情绪。他们有人说“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

  抗日必败的论调中,政府不断妥协退让,让大好河山沦陷敌手,人民惨遭屠戮。

  更加荒谬的是,蒋介石将枪口朝内,不断向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发起进攻。

  1933年4月,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赶走欺凌中国的侵略者!

  此时的苏区红军已经先后赢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尤其是1933年2月结束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

  这次战役,红军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些新式机枪下发到部队,红军学校还专门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校长指示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军博红军馆内的橱窗里看到这本见证着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教材。

  几个月后,卷土重来。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扑中央苏区。为此,蒋介石还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

  在战略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受到王明、博古的信任,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他在苏区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对进行指挥。

  有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到前线阵地视察,发现有一座碉堡孤零零的矗立在一座山坡上,这种孤立且缺少隐蔽的目标,简直就是给敌人送上的活靶子。为此,唐天际当即指示部队在河边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的位置重新构筑工事。

  工事刚构筑完毕,一向很少到前线的李德突然大驾光临,他拿着早就在独立房子里绘制好的阵地配系和构筑图,实地一对照,发现图上并没有标明要在河边构筑工事,当即大发雷霆,不仅下令毁掉河边的工事,将战士们重新集中到山上的碉堡里,还将唐天际当场撤职。

  结果战斗打响后,国军只用了一发炮弹就将那座孤立而显眼的碉堡炸得七零八落,那些遵照李德的命令进驻碉堡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放出一枪一弹,就已全部牺牲。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一次失利后,红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彭德怀用湖南俗语当面痛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

  彭德怀要求伍修权翻译给李德,伍修权没敢照直全翻,彭德怀就把曾留苏的红三军团政委拉过来,要把他的痛骂翻译给李德

  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

  兴国一战,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身负重伤,后来红军长征时,他不得不留在了江西;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

  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共同赶赴于都。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封锁消息,中革军委还对军委直属纵队和各军团分别授予代号,向各部队发布一系列指令,并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

  10月16日,红军集结完毕。一时间,小小的于都县聚集近九万人,每天要吃上千担稻谷,要烧大量柴草,战士们还要往粮袋里装路上用的米,准备脚上穿的草鞋、布鞋,所以白天黑夜都能听到“轰隆隆”的舂米声,咝啦啦的做鞋声。此外,还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安置6000余名伤病员和不能随军行动的幼小子女。

  就是这样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十多个白天黑夜,的谍报人员竟没有得到一点情报。

  直到10月底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11月9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3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已在江西打败了

  而到后来很多年过去,同样任职《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长征:

  “人类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他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

  人类产生的“史诗”是否以这四个来概括,值得商榷,但对红军长征的评价却不为过。

  因为中国为自己的队伍注入了信仰,从而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进而上演了一幕光耀世界的人间活剧,却是不争的史实。

  于都河畔,立着一块石碑,“长征渡口”四个字为杨成武将军所写。这是长征中红军出发要渡过的第一条河。

  当时的于都河上没有桥,需要在600米宽的河面上架设浮桥,以为部队通过。可架浮桥既缺技术人员,又缺器械材料。

  没有技术人员,就向船工们请教,用绳索把一条条船连接在一起,以铁锚上下控制。白天敌机来轰炸,浮桥只能每天下午5点以后架,第二天早晨又得拆散开。

  船是渔民的船,铺在船上的木板是群众的木料和门板,有的老人甚至拿出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从10月16日至20日的4个夜晚,8.6万人马在近70里河段上的8个渡口,踏着夜搭昼拆的浮桥,渡过于都河。

  白天静悄悄,夜间火炬、灯笼通明,萧萧秋风中,红军身影匆匆,群众依依相送

  与湘江的浮桥相比,与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的渡船相比,与泸定的铁索相比,与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相比,这于都河及它的浮桥都不是最凶最险的,正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深情惜别和殷殷盼归,才在从这里跨过的一代人的心中,烙下了那么清晰深刻的印记。

  没有渡河远征的人,如项英、瞿秋白、陈毅、阮啸仙、蔡会文、梁柏台、刘伯坚、毛泽覃等人,有的是斗争需要,有的是身体伤病,有的则是政治原因。他们本人不愿留下,却不得不留下。他们中的阮啸仙、蔡会文、毛泽覃等在战斗中牺牲了,瞿秋白、梁柏台、刘伯坚等人受伤被俘惨遭杀害了。

  还有一些红军女干部及幼小的子女们,有的被惨杀了,有的渺无音讯,有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项英、陈毅等许多人历经九死一生的3年苦斗,在卢沟桥的炮声之后整编为新四军。所有留下的人,走了一条不是长征犹似长征的险途。

  1934,抗日救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大危机,在85年前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和红军。而危机又同时酝酿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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