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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地区,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乌鸦告状”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时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明察秋毫、心细如发,巧断一起奸妇谋杀本夫的案子。乌鸦怎么会告状?案件是捕风捉影的民间传说还是确有其历史原型?此案果真是由马锡五同志亲自审理的吗?凡此种种历史谜团,有关研究及著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有正本清源的必要,防止以讹传讹。

  要揭开延安时期“乌鸦告状”案的历史谜团,就不得不首先提及陕甘宁边区一位名叫柯蓝的作家所写的一篇同名小说《乌鸦告状》。

  《乌鸦告状》这篇小说,曾于1946年2月至4月期间,在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第294—302期)上进行连载。小说讲述的是:关中分区高家村不正派的高黑女和不务正业的乔木匠通奸,事后,两人又合谋杀害了高黑女的本夫高德生,并投尸枯井。时值盛夏,尸体恶臭,乌鸦站在井旁呱呱直叫,引起了村锄奸主任王占喜的怀疑,遂从枯井中挖出高德生的尸首。眼看奸情败露,高黑女和乔木匠便诬陷刘栓儿,乡干部把刘栓儿绑起来送到县上。县上马审判员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得到确切的证据后,最终将杀人凶手高黑女和乔木匠绳之以法。

  1946年6月20日,边区《解放日报》在其第四版刊发了解清对这篇小说的评介。文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认为《乌鸦告状》是一篇富有民间色彩的作品,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结构巧妙。此后,陕北说书艺人还以柯蓝《乌鸦告状》为脚本,创作说书书目。陕北民间说书人韩起祥边唱边说,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也正是如此,契合了革命文艺需求的《乌鸦告状》,很快就轰动了陕北。

  在研究马锡五及其审判方式的相关论著过程中,有学者将“乌鸦告状”同“封捧儿与张柏婚姻案”等一道,作为马锡五所审理的典型案例予以介绍。但在具体案情上,又有所不同。笔者将几种典型说法列举如下。

  第一种说法:认为发生在马锡五所审理的曲子县孙某被杀案中。以王军英等《马“青天”办案》(《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8期)、艾绍润《马锡五审判方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巩世锋《陇东,说不完的革命故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为代表。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当杀人嫌疑犯杜老五被拘捕后,杜老五承认孙某是他所杀,但对于被害人孙某的头颅和杀人用的斧头埋在什么地方,却含糊其辞。当案件陷入僵局时,马锡五深入现场仔细观察,发现乌鸦用嘴啄树等迹象后,从而在大树底下找到了被害人的头颅和作案凶器斧头。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发生在马锡五所审理的庆阳县的一起谋杀亲夫案中。以梁立真、魏晓耘《马青天办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张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谬平均《陕甘宁边区司法战线上的旗帜——模范马锡五》(《云南档案》2015年第9期)等为代表。文章描述的大致案情为:马锡五在下乡检查工作过程中了解到杨村发生的一件疑案。原来,杨村有个杨木匠,为人忠厚老实,经常在外做工。其妻赖氏在一年前突然告诉邻居说她丈夫与他人合伙去国统区贩卖毛驴去了。几天后,赖氏又拿了一封自称其丈夫写的书信到乡公所哭闹,说她丈夫到部队当兵去了。不久,赖氏就同一个从外乡来的年轻人结了婚。马锡五感觉此事疑点重重,又联想到此前进村时看到村外破窑洞附近成群乌鸦不离不散的情形,遂找人用铁锹挖开破窑洞附近的枯井,最终发现了杨木匠的尸体。在杨木匠的尸体面前,赖氏供认不讳,承认其和奸夫杀害本夫的事实。最后判处奸夫死刑,判处赖氏无期徒刑。

  以上两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中,曲子县的孙某被杀案确系马锡五所审理的真实案件。新中国成立后,马锡五先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及《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书面讲话》中均提及过此案。马锡五在后者中还特别指出,这起案件是“曲子县天子区的一个无头命案”,但两次均未提及有关“乌鸦告状”的任何情节。而庆阳县的谋杀亲夫案,尽管在案件情节上与柯蓝《乌鸦告状》大致相仿,但是否为马锡五本人所审理的案件,就无从考证了。

  学者们的莫衷一是,让这个本就具有传奇色彩的案件更加真伪难辨。本着澄清历史谜团的目的,著名法律史学家张希坡教授经过详细考证后,在《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撰写了题为《“乌鸦告状”纯属子虚乌有》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文中对相关著述中有关“乌鸦告状”的史实进行核实,具体剖析了民间所谓“乌鸦告状”传闻的形成过程。作者最后指出,所谓的“乌鸦告状”,纯属道听途说,缺乏可靠的证据和真实的档案史料。

  原来,据张教授查证,1941年在庆阳县桐川区安家寺曾发生过一起谋杀亲夫的案件。该案的基本案情是:何爱香系杨春发之妻,却经常与同院住户张安邦通奸。后张安邦聚其弟兄等人将杨春发杀害,尸首由何爱香用毛驴驮至附近枯井。此事后被群众告至庆阳县,庆阳县县长兼司法处长苏耀亮亲赴凶案现场侦查破案,案情最终大白于天下。最后,判处张安邦死刑,判何爱香有期徒刑七年,其他同谋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在弄清楚案件的历史原型后,“张文”紧接着指出:“此案后来被作家柯某写成小说,为了强化戏剧效果,增加了‘乌鸦告状’的情节,并将原承办人苏耀亮的真名隐去,改称‘马审判员’这一情节传开后,人们便以讹传讹,变成了‘马锡五审判乌鸦告状案’。可见本案承办人员的演变,经历以下三个步骤:(1)苏耀亮(庆阳县长兼司法处长)——(2)马审判员(小说中的虚拟人物)——(3)马锡五(陇东专员兼高等法院分庭庭长)。”

  此外,“张文”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1993年6月,庆阳地区在编写《庆阳地区志·审判志》(送审稿)时,对“乌鸦告状”一事进行了认真调查。据原编者注,此案经查阅原卷,确实为苏耀亮审理。他们为了核实案情,还专门到当年的案发地(庆阳县安家寺乡)走访过知情人员。最后认为本案的揭发与破案,完全是依靠当地的知情群众,根本与“乌鸦告状”无关。

  作为小说的《乌鸦告状》,在陕甘宁边区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研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法律文献或历史案例的“乌鸦告状”,其主要案情必须是真人真事,容不得半点增删改动。张希坡教授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还原了这一颇具传奇色彩历史谜案的本来面貌。讨论到此,所有的疑问都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但经过细究,并结合其它新发现的史料,笔者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似乎又面临着一些疑问。首先,按照“张文”表述,此传说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庆阳县长苏耀亮审理谋杀奸夫案——作家柯某据此改写成小说(增加了乌鸦告状的情节,将原承办人改称马审判员)——人们以讹传讹,变成了马锡五审判乌鸦告状案,这样的推理和结论很符合常理。但问题是,庆阳县长苏耀亮审理的这起案件,是否和柯蓝所创作的小说《乌鸦告状》有必然的联系,对这一关键问题,“张文”似乎缺乏必要的论证,而司法实践中其他类似的案件,柯蓝完全有可能据以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此为疑点之一。

  这种疑问,还来自一个名叫吴汉文的陕北老先生的访谈。吴汉文曾参加过1953年西北五省司法干部培训学习。1998年8月接受访谈,他在回忆学习培训时的情形时,曾特别提到:“马锡五给我们讲过7天课,讲陕甘宁边区法律发展的经过,如何调查,如何深入群众,给我们讲了刘巧儿的案子,还讲了‘乌鸦告状’,说司法人员要胆大包天、心细如发。”从吴老的这段回忆看,马锡五将“乌鸦告状”和刘巧儿的案子作为典型案例,拿来给司法人员授课,并要求司法人员要胆大包天、心细如发,至少说明司法实践中该案确实发生过。

  质疑之三则来自小说《乌鸦告状》的作者——作家柯蓝。1991年国庆前夕,柯蓝撰写了一篇题为《延水情深——我的文学道路》的文章(收录于《延安作家》一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柯蓝坦言,“在写《红旗呼啦啦飘》中篇之前,我还在《边区群众报》发了一个中篇连载《乌鸦告状》,这是写边区法院马青天(即马锡五)审案的故事,因为有男人被杀,尸首丢在枯井无人知晓,日久尸身腐烂,引来一群乌鸦吃食,从而报案。我采用了民间传说体的形式写出……”显然,柯蓝本人在这里明确表示,其创作的原型是马锡五的审案故事,而并非“张文”苏县长的审案故事。

  综上可知,初步可以认定延安时期的“乌鸦告状”案并非杜撰,应该有其历史原型。但是,“乌鸦告状”案真实案情究竟为何?以及由此就推断该案确系马锡五所审理,笔者以为,尚需相关史料档案进一步佐证。但无论如何,该案所体现出的司法人员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注重证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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